乌鲁木齐(2009年)“75”事件突然爆发，震惊世界。据公布，截至7月10日23时，死亡人数达184人。撇开该事件是如何引起的真实原因暂时不论，至少这样的情况值得注意：为什么会一下聚集起那么多的人，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人卷入事件？不光是指维族人，也包括汉族人。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唯物辩证法：任何外因都要通过内因起作用。如果这些人原来心里没有任何压抑，没有愤怒等负面情绪，恐怕短时间难以形成那么大的规模。
中国社会已经积累了巨大的负面情绪的能量。这些能量一直没有机会得到化解，具有极大的破坏性。
除了群体事件外，这些破坏性也通过一些个体造成的事件表现出来。例如：
6月23日18时31分许，广东惠州市一辆889路专线公交车在车流中狂奔7公里，连续碰剐路面行驶的汽车、自行车，造成4人死亡。惠州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郑则丰表示，经公安机关调查及多方收集证据，目前已查明犯罪嫌疑人李国清的犯罪起因是由于对公司在其请假后安排替班不满，以及替班时等候时间过长不满。而且经鉴定，犯罪嫌疑人李国清血液中未检出酒精，同时，肇事车辆粤L36217各项性能正常。
成都公交惨案，25人死亡。肇事者张云良是复员军人，17岁就参了军，其间还跟随部队到过越南，复员后分配进吴县铁矿厂工作。他2006年到成都后一直无正当职业，主要经济来源靠女儿资助。2009年，女儿因其又嫖又赌，减少了给他的生活费，张云良遂多次以自杀相威胁向家人要钱，并流露出悲观厌世的情绪。6月4日，其与女儿通话中表示“明天我就没有了”“跟别人死的方式不一样”等内容。
这两个事件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压抑的愤怒。如果说前者带有强烈的宣泄的特点外，后者则更经过了一定的策划。
杨佳事件
回头再看杨佳事件。他仅仅因为一辆自行车的事情，冲进公安局，连杀死六名干警。杨佳事件使人震惊，但更令人惊讶的是社会上对于杨佳事件的反应。杨佳事件虽然仅为杨佳一人所为，但他引起的巨大的反响和支持他的人所表达的激烈的言论却令人瞠目结舌。在网络上，到处是什么“杨大侠”、“替天行道”之类的评价。据说杨佳说过这样的话：“有些委屈如果要一辈子背在身上，那我宁愿犯法。任何事情你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给你一个说法。”有的评论将此称为“令人震撼的宣言”“铿锵有力，掷地有声！”我对他的死刑没有异议，但在解释原因的社会，不同意简单地用“自卑”“偏执人格”等简单的贴标签的方法。
据网上的一些材料，他有这样一些特征：
1、一般情况下，他对人很温和，也没有打架等行为
2、和许多杀人事件不一样。杨佳事件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征，就是他具有明确的价值观甚至高度的自觉性。
互联网上的负面情绪
我长期搞心理学培训，搞心理治疗，与人的情绪打交道，对人的情绪很敏感。博客出现后，为大家交流思想提供了很好的平台。近年来，各种各样热点问题不少。这表明国人的思想开始活跃。但网上凡是关于热点问题的讨论，都免不了大量的漫骂。在当今的中国，网络有一个特殊的功能：发泄愤怒、委屈、嫉妒等负面情绪。对此我有切身体会。刘翔退赛那天，我刚好去看了比赛。他给了我较强的感受，鉴于他是公众人物，我写了一篇文章，本来是想认真地从心理学角度来讨论这一问题。可是却引来了大量的漫骂，极少理性、冷静的说理。一个本来是可以认真讨论的问题，又有可以利用的这么方便的网络工具，但却眼睁睁地看着无法进行，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关于范美忠等问题就更是这样了。
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够正常讨论？
透过那些留言，我感受到了太多的负面情绪。这些情绪平时无法得到舒解，就通过网络宣泄出来。网络具有安全、匿名等特征。在网络上发泄，不会损失什么，不必担心受到什么惩罚。看一些关于热点问题的争论，颇有一点回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感觉。或者说，造成文化大革命悲剧的因素，还没有完全消除。不光是关于热点问题，一些非常平和的博客也会遭到谩骂。这说明，人的愤怒情绪总是在寻找出口。一有机会就会爆发出来。而机会，包括了安全系数、方便程度等因素。
贵州翁安事件
2008年6月28日，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瓮安县发生了一起围攻政府部门的打砸抢烧事件。
一些人因为不满瓮安县公安局对该县一名女学生死因鉴定的结果，聚集到县政府和县公安局。在县政府有关负责人接待过程中，一些人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冲击县公安局、县政府和县委大楼。随后，少数不法分子趁机打砸办公室，并点火焚烧多间办公室和一些车辆。贵州翁安事件我看的信息不多，简单说两句。贵州翁安事件的特点是规模大，参与冲击公安局的群众的人数多，达到数万人。这一事件是一个警告：中国爆发大规模的群体事件的可能性是仍然存在的。从积极的心态来看心理危机发生这么多事，似乎使大家的安全感降低了。从积极的心态看，没有那么可怕。这种情况，是与中国的社会发展状况以及中国人人格发展的水平是相应的。我早在1986年就发表过这样的观点：中国人的普遍人格正在发生转化，转化的大趋势是从“归属型”转向“自尊型”。中国人的普遍需要已经远远不是物质的生存需要，而是更有心理性的归属需要和自尊需要，甚至自我实现需要。现在，以及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国人的普遍人格将完成从归属型的转化。也就是说，中国人大部分的人格都将是自尊型人格。自尊型人格的一个重要特征更在乎自己的价值、地位，对于公平、公正、自尊的要求更加强烈、敏感。这种人格发展水平所对应的恶性事件是，以前是没有饭吃，有生存危机才要拼命。现在有的人缺乏公平，得不到尊重也要拼命。当今中国最突出的、尖锐的社会问题就是社会公正问题。随着中国人人格的这种转化，我们的政府行为也应该有足够的调整。应该从单纯的控制，变成除了控制外，还有越来越多的疏导。在以人为本的社会，在主体间性越来越重要的时代，政府的职能还将发生一种转变：控制越来越少，疏导越来越多。用控制换来的稳定是有代价的。控制可以暂时获得稳定，但这种稳定是不牢固的，有时候甚至是建立在沙滩上，甚至是建立在火山上的。 单纯控制换来的稳定的代价的就是失去控制的概率增加，也就是社会突发事件的增加。俗话说，“人算不如天算”，人类是无法把握所有需要控制的因素的。杨佳的话值得关注：“有些委屈如果要一辈子背在身上，那我宁愿犯法。任何事情你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给你一个说法。”这当然是一种偏激的心态，但这种偏激的状态显然不是个别的。如果社会能够减少产生委屈的结构性因素，什么事情都有一个及时的清晰的说法，这种情况就能够减少。我们高兴地看到，在乌鲁木齐事件发生后，政府马上采取了大量的有效的安抚措施，尤其是对无辜受害的民众。显然，当局势控制后，矛盾并不会完全解决。我们希望，以后在深入化解矛盾方面，将有更多的心理学家的介入。
心理学的使命
俗话说，“天灾人祸”。当今在中国，心理问题已经形成一种潜藏的危机。这种危机使中国社会的风险增加。但是，自然灾害危机、经济危机都已经得到重视，但心理危机重视不够。这意味着，社会突发事件，甚至社会动乱的隐患仍然存在，基础尚未发生改变。心理危机可以演化为其他危机，包括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要变化，首先是社会结构的变化，增加社会公正。社会公正的增加，意味着社会负面情绪产生的结构性的因素减少。中国社会潜藏的心理危机，使心理学界既显得无力，又显得重要。所谓无力，是指中国心理学在很多时候是缺席的。所谓重要，是指要改变这种情况，没有心理学的介入难以顺利的完成。这是一场变革。在这一场变革中，心理学的作用非常重要。心理学界不仅要关心微观的个体心理，也要关心宏观的社会心理。实际上，心理治疗很难独立于社会结构。凡是想用激烈方式来改变社会，改变人际关系，改变社会地位等，都是不通心的行为。背后都有一定的心理问题甚至心理情结。因此都可以用心理干预来解决。可以说，李国清、张云良、杨佳等，如果事先有（有足够水平的）心理咨询师的帮助，肯定不会发生后面的事情。心理咨询业还需要有一个大普及和提高。 社会目前对心理学的力量似乎也不够了解。在乌鲁木齐75事件后，不知道有没有心理学家参与工作。如果需要，我倒是愿意做自愿者。
